金立崩盘背后:那些被“信任”害了的供应商们

发布时间:2018年12月05日 浏览量:59次

这是一场没有信任的交锋。

11月28日,金立召开债权人会议,会议只邀请了债务在8000万元以上的供应商,摸底他们对金立破产重整的意见。金立第二大股东卢光辉和负责法务的副总裁徐黎出现在现场,潜在重组主导方富海银涛董事长武捷思主持会议。

现场有供应商提出,要把债务追究清楚,才同意破产重整。在富海银涛此前提出的重整思路中,他们建议原股东放弃一切权益,金立归全体债权人所有。但供应商的顾虑是,“如果实际上公司的钱已经被抽走了,我们怎么追回他们转移走的资产?”

武捷思的态度很明确,如果不先同意破产重整,法院不会介入,也就无法搞清楚金立的债务情况。武捷思曾任职深圳市副市长、广东省省长助理,有资本重组经验。他在现场明确提出,只有债权人大部分同意进行重组,他才会正式进入。

为时两个半小时的会议就是一场没有信任的交锋。在经历过去一年的风波后,刘立荣和金立16年建立起来的商誉,已经在与之共同成长起来的供应链体系面前全面坍塌。

追债之路

2018年9月,被金立欠下债务、苦苦煎熬了近一年的供应商终于在香港见到刘立荣。刘很谨慎,供应商去香港见他,他安排车子接到某个酒店,在大堂见面,结束之后再安排车子将供应商送回。谁也不知道刘立荣住在哪里,也不答应私人见面。

当天,供应商代表去了五六个人,他们和刘立荣在酒店大堂聊了两个多小时,刘立荣坐在椅子上,眯着眼睛,说话声音小得可怜,整个人看起来很憔悴。去香港之前有些人准备在刘立荣面前大哭大闹,但看到刘立荣精神状态,都反过来安慰他。

“金立供应商基本上是行业佼佼者,这些老板都是很善的一群人,原本都很支持刘立荣,现在这样是因为刘立荣自己太过分了,又传出了赌博的事,个人出现了信用危机,导致大家都不相信他了。”张立仁说,他也是当天去香港见刘立荣的供应商之一。

▲拿着金立的刘立荣。

刘立荣说他回不了内地,有人要搞死他,他也不想再面对牢狱之灾。刘立荣是坐过牢的。当年金正总经理杨贵平因为走私的问题,负责渠道的刘立荣被抓进去关了两个月。

刘立荣当场答应每个月拿出5000万给大家救急,但后来金立财务总监何大兵不同意,理由是重组期间不能支付款项。

这也是令供应商恼火的地方,重组拖了一年遥遥无期,潜在的重组方从5月份国资背景企业接盘,到7月份重组方案进入尾声,传了一轮又一轮,“从一开始以月为单位,到后来以周为单位发布消息,甚至供应商会被告知,已经谈妥了,就等刘总签字了。”

“我认为刘立荣是操盘手,左边是财务,右边是法务,这两个人一个唱黑脸,一个唱白脸,演双簧。”供应商李洋说。

外界一直盛传,金立危机的触发导火索是刘立荣赌博,输了十几亿,甚至上百亿。但碍于面子,这些供应商都没有当面提起赌博的事。不过舒庆阳透露,金立一直有“赌文化”,公司只要在外面开会,从老板到下面的人都嗜赌,包括斗地主,下面的人下三五百赌注,而刘立荣这些高管输赢的金额多达数十万,但这对刘立荣是小打小闹。

张立仁在抽烟间隙问起了赌博的事,刘立荣沉默着,没有正面回答,说了一句“对不起大家”。

自从金立出事之后,张立仁与刘立荣沟通倒是频繁起来。最近一次,张立仁把一篇写刘立荣在塞班赌博输了上百亿、最后一把直接输了7亿美金的文章发给他。刘立荣回复说,“太夸张了”,然后又说,“针对我个人的,对重组不影响”,“有人想致我于死地”,他还特意在后面加了一个呲牙的笑脸。

姜天也一起去香港见了刘立荣。他们都是“小本买卖”,以前他们只能接触到采购和财务部门的人,只是谁也没有想到,最终会因为债务问题与这位曾经的商界大佬见面。

他记得刘立荣说,金立内部股东有矛盾,并当场表达对供应商的愧疚,“他说他今年46岁,还有几年,希望再给他机会。”姜天回忆,刘立荣当时要供应商配合他。

在金立资金链断裂之初,刘立荣曾试图引进战略投资方,希望有像拯救乐视那样的白衣骑士出现。但一些供应商听说,刘立荣面对潜在战略投资方的想法是全部打包。“不追究责任,人家要追查,他就不干了,因为他想掩盖挪用公款的事。”这让战略投资都没谈成,金立又改为公司重组。

张立仁说,金立前期公司重组没有成功,很大原因是股东内部矛盾太深。自从刘立荣犯下大错后,其他股东都想让他自己承担。“中国人你知道的,大难临头各自飞,夫妻之间都这样,更何况股东呢。”

很多供应商与金立合作超过十年,之前刘立荣给他们留下了好印象。舒庆阳当年遇到资金困难,过年发不出钱找刘立荣周转,刘当场给了他几百万,还问他够不够。张立仁评价,刘立荣是个很讲义气的人,找他解决问题,有求必应,没什么架子。“认刘立荣这个人,不然我怎么会赊这么多帐给他?”

▲2017年底,在金立资金链危机被爆前,刘立荣发布8款全面屏手机。

但对于这次金立危机的处理,张立仁对刘立荣感到失望。“刘立荣虽然把企业做这么大,但他的心里承受能力和抵抗风险的能力是我们始料不及的,没想到他会这么弱。”

在金立十几年的发展史中,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危机。在张立仁的印象中,金立在2008年和2014年都因为刘立荣退居幕后,出现过资金或转型的危机,但在供应商和渠道商的支持下,金立最终挺过了难关, “他是有这个能力的”。可是这次,不知道为什么,刘已经没了之前的劲头。

“哪怕明天要死了,你今天也要给我硬气一点。”张立仁说,刘立荣和供应商面对的事性质差不多,都是致命打击,但刘的精神状态远没有他们好。

2017年底,当欧菲科技踢爆金立资金链问题之后,张立仁还去刘立荣的办公室找过他,两人聊了40多分钟,“那个时候(刘立荣)已经站不起来了,精神很差。”刘立荣把手机短信给他看,说没钱了,账户都被别人冻结了,也付不了供应商的货款。

2018年5月27日,慌乱的供应商开了第一次外部会议,商量追债对策,开会地点选在了位于龙华的一位供应商的办公室,这里靠近惠州、东莞和深圳市区。当天来了五六十个人,一个会议室都没有坐下。最早有供应商发现金立账期延期时,便与五六个熟悉的供应商建了群,沟通债务进展,聊着聊着,加入的人越来越多,直到现在,群里面已经有了一百多家供应商。

与当年乐视拖欠供应商债务普遍在数十上百万的情况不同,金立供应商被拖欠的货款大多在几百万到几千万之间,还有一些过亿。比如,金立拖欠欧菲科技6.23亿,这大体是这家上市公司2017年全年的利润。但欧菲科技和天马这些金立大供应商被中小供应商拒之门外,“他们只顾自己,不顾大家”。

如今,一些中小供应商仍然埋怨,正是欧菲科技的公告成了压死金立的最后一根稻草,并引起大面积恐慌,金立的账户和资产轮番被冻结,应收帐款收不上来,更无法支付供应商的欠款。尽管同样是金立的债权人,但大债主和中小债主之间也存在不同诉求。

四五十家供应商在2018年9月去了深圳信访办,然后被拉到福田区信访办,最后这批供应商被送到了深圳香蜜湖街道办,这是金立深圳总部的辖区所在地。街道办给供应商和金立财务总监何大兵拉了个群,要他们协商解决。但何大兵罗列一堆困难,大意是“当下没有钱给你们”。

要债之路经历一年,供应商们心急如焚,最终似乎只有两条路:如果金立破产重组,他们债务换成股权,需要漫长等待,且只能寄希望重整方把金立带出泥潭,在业务上有突破,而眼下很多人已经揭不开锅;如果直接破产清算,他们的债务会损失惨重。

供应商卓颖还见到了金立小股东聘请的投资方,他们被授权操作重组事宜,在小范围内试探供应商的口风,当时提出的方案包括债务打五折但一次性付清,或者拿着应收账款自己去收钱。

如何既能快速解决债务问题,又能最大化保证债务得以兑现,是所有人都在挣扎的地方。

晴天惊雷

周六的午后,深圳延续了多日的阴天,卓颖独自坐着,逼仄的办公室被货物和纸箱塞满过道。

她个人的办公室被玻璃墙与外部隔开,一条墨绿色棉质围巾丢在沙发上,这是之前给金立做的随机附赠礼品。旁边玻璃柜中陈列着给手机厂商们生产的小物件,包括十几块钱的自拍杆、抱枕、双肩包和保温杯,这些用于手机销售时的赠品。办公室里除了电脑桌、茶几和沙发,已经没有了多少活动空间。

卓颖看上去消瘦,一边整理货物一边叹息,“这些债我们怎么去还嘛?”等她坐下来时,眼眶发红,气氛几次陷入沉默。

卓颖与金立合作了8年,金立给她带来了充足的订单和稳步增长的销售额。这种蜜月期一直持续到2016年,当时金立已经开始付款不利索,到期拿不出钱的情况越来越频繁。

2017年10月,卓颖给金立交了最后一批货。金立当时有逾千万的货款没有给,卓颖本不愿再发货,但金立采购部门的人告诉她,“很快就会有一笔几百万的货款到账”。于是,最后一批几百万的货发给了金立,最终这笔货款连同之前的1800万元一分也没能收回。

卓颖去年就告诉跟着他打拼多年的员工,给大家分股份,然后换一个新办公室,地点都找好了。他自己打算退出来,开发其他项目。她甚至计划着再买套房子,送孩子去国外上大学。

而这一切都随着金立危机化为乌有。她的目光几次望着玻璃门外,工位空无一人,现在公司除了几个愿意留下的老员工,其他人都离开了。

卓明一直很懊悔,责怪自己太傻,在最后一批订单的竞标报价中,察觉到危险的同行都报了一个远高于市场的价格,只有她按正常价格往上报,最后她中标了,也中枪了。

▲金立某展台。

她也后悔没能在2017年底去金立堵门要债。有次她独自去了深圳时代科技大厦金立总部,发现根本没有人搭理她,也见不到刘立荣和何大兵。她后来才知道,别的供应商都蹲守到凌晨一两点,把刘立荣堵住了才要回一点钱。有一家电池厂甚至直接带工人堵门,拿到了几百多万元。而如今,这条路已经被彻底堵死。

这也是其他一些金立供应商最懊悔的地方。他们做事有分寸,本不想用“上门闹事”的方式讨要欠款,但不成想,这让他们丧失了最后一次可能讨回一些欠款的机会。

2017年12月14日,金立大供应商、上市企业欧菲科技紧急召开投资者电话会议,率先踢爆金立资金链断裂一事,称“已对金立申请了财产保全”,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。之后,金立资产相继被冻结。

金立崩塌几乎在一夜之间,打得很多人措手不及。“做实业15年,到现在所有的积蓄全没了。”卓颖的供应商知道金立的消息后,全部跑过来向她要债。一位浙江供应商甚至带着人跑到她家里,另外几个彪悍大汉坐在她的办公室里,他们是受人之托来要债。卓颖咬着牙,凑了点钱把他们打发走。

卓颖每次想起这件事,就感觉到痛苦,常常半夜惊醒。她毕了业来深圳,从底层打拼到企业总经理的位置,2008年自己出来单干,本来可以好好生活,现在一落千丈。他至今还瞒着老家的父母,兄弟姐妹都是后来看新闻才知道。

“太累了,太难了,真的不要去做生意了。”卓颖喃喃自语,现在钱要不回来,债还不上,大单接不了也不敢接了,只能接点小活维持生计。她没有办法像刘立荣那样一走了之,“一下就搞到解放前了,搞得一无所有。”

姜天最早与金立之间的业务往来可以回溯到2013年,不过拖欠账款的情况在之前很少发生。

姜天现在不得不贷款经营,只有勉勉强强让公司先滚动着,才能有一线活的希望。“我们去外面借债都借了几百万,每个月都要付好多利息。哎呀,说起来都是泪啊!”姜天一声叹息,之前赚了点钱,现在全部搭进去了,“我们以前很良心地在经营,现在倒成了负债经营。”

与舒庆阳约见面地点时,我下意识地找到他名片上的公司地址。他尴尬地说,公司已面临停产,重新在市区约一个地点。

舒庆阳开着他老婆的车,他上个月把自己的两辆奔驰卖了,100万买的开了两年只卖了50万,把房子也拿去抵押贷了一百万出来。金立欠了舒庆阳1000多万,舒庆阳又欠着自己的供应商900万,他只能自己垫付。

“我真恨不得拿刀捅了他。”舒庆阳拍着方向盘,忿忿地说。供应商并非不懂得感恩,只是刘立荣这种处理方式让他们难以接受。

▲金立东莞工厂曾是一流的手机工厂。

“一个大企业不只面对他自己。我们一个讨债供应商群里就有165家企业,它们身边有1650家、16500家企业在关注,这背后是几十万工人,这是很大的信用危机。”诸多山穷水尽的供应商表达了这样的担忧。

欧菲科技公告发出来、金立资产被冻结后,张立仁整个人懵了,在家整整呆坐了4个小时。尽管这之前,他已经知道金立很艰难,但欧菲的公告一出,“真是绝望了”。

我见到张立仁时已经是晚上10点,他刚从南京出差回来,因为飞机晚点,前面约的几位客户一直在办公室等待,当我到达他的办公室时,他还在见最后一位越南的客户。张立仁英文不好,两个人打开手机通过翻译软件在交流。

从2017年底到现在,张立仁熬了一年,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。“没有一家金立供应商睡着觉的。”他说,“中国制造业老板很苦,基本上都是晚上12点钟以后回家,赚的都是血汗钱,而不是什么快钱。我们只面临两个字——生与死,不存在稳不稳。”

张立仁感叹这一年老了十岁,两边开始有白头发,掉发严重。张立仁大学毕业来到深圳,白手起家,在村中村租了两层农民房,在短时间内做到了行业前几名。他是个非常勤奋的人,每天工作不低于14个小时,凌晨3点才能睡着,8点半起床,“实体真的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走出来的”,不好干,“时时都在考虑自己的后事”。

2016年,张立仁的企业做到了几亿元营收规模,已有券商和会计事务所进来,准备在2020年走完上市流程,而因为金立事件一下全没了。

他把房子拿去做了抵押,把很多值钱的固定资产卖了,1200人缩减到了400多人,“只能说暂时熬过来了”。张立仁是个很有格局的人,遇事不慌张,他在讲述这件事情时一直保持着平静和理性。金立危机给他的企业经营带来了连锁反应,一方面造成他的供应商挤兑,另一方面又是业务断崖下滑,以及自身的产业转型。

相比于屏幕、芯片这些强势零部件厂商,损失惨重的中小供应商往往都在技术门槛不高的行业,他们话语权不强,经常需要垫付大量资金,抗风险能力很差。而这些大客户出现危机,对他们都是灭顶之灾。

金立拖欠了张立仁近亿元,他欠了别人1.2亿。这个资金大到令人难以接受,“一次性得把你的筋抽掉了”。张立仁所在的企业一年营收六七个亿,但也扛不住将近一个亿的坏账。金立的钱可能要不回来,而自己欠供应商的钱却不得不去面对。

10月22日,东莞一家电源制造厂发公告称,由于受金立公司拖欠货款以及行业大环境的影响,公司决定从2018年10月20日起停工停产。

向生而死

金立2016年的年会在海口召开,舒庆阳在内的五六十家供应商到了现场,喝茅台,住五星级酒店,冯小刚和徐帆夫妇也出现在现场。金立拖欠了几个月的货款,也在年底一次性付清了。舒庆阳当时感受到的是欣欣向荣,完全看不出大厦将倾的危机。

至少直到2017年12月10日,刘立荣还在保持着运筹帷幄的姿态。当天,刘立荣受聂卫平邀请,在新浪总部参加了第二届商界棋王赛的半决赛,刘立荣对阵乐工场董事长杨乐涛,技高一筹的刘立荣毫无悬念地赢了。

▲刘立荣热衷下围棋。

刘立荣热衷围棋是圈内人尽皆知的事,他甚至连续数年赞助围棋甲级联赛。不过他在上一年也参加了第一届商界棋王赛,爆冷败给了打酱油的新浪副总裁。而刘立荣参加第二届比赛,似乎铁了心要拿下棋王的荣誉。

按照比赛进程,刘立荣将在12月11日出现在决赛现场,对阵上一届棋王、台湾矽品科技董事长林文伯。但刘立荣缺席了第二天的决赛,他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——给金立提供摄像头和指纹模组的供应商欧菲科技,因为金立债务延期,向银行申请了资产保全。在此之前,欧菲科技已停止向金立供货。而此后几天,欧菲科技的股价一直跌跌不休。

根据当时外界流传的说法,金立已经欠下了200多亿债务,在最近一次与债权人的会议中,富海银涛披露的数据是281.7亿元。这也是令很多供应商费解的地方,一家前几年还有利润的公司,为何会突然欠下如此巨额的债务。刘立荣告诉前往香港要债的供应商,金立一直在负债经营,只是外界不知道。

这种说法,在后来《证券时报》采访中,刘立荣亲自证实,金立手机从2013年开始一直在亏损,在2013年到2015年,金立平均起来每个月亏损不低于1个亿,到2016年和2017年每个月亏损不低于2个亿。“费用大,产出不大,持续负现金流,一直在通过银行输血。”

令人费解的是,金立曾在2016年发行过10亿元的公司债券,当时披露的财务数据显示,金立在2016年还有13.3亿元的净利润,2017年上半年的净利润还有7.6亿元。在金立破产之前,谁也不知道到底是刘立荣在说谎,还是之前的财务数据经过了美化。

但可以肯定的是,最近几年,金立在手机主业遇阻,对外的投资却越来越多。

金立曾是一家单纯的手机企业,操盘手刘立荣在手机事业上非常勤勉。在功能机时代,波导、夏新这些明星企业因膨胀太快,轰然倒塌。但刘立荣性格沉稳,从2002年年届30岁创建金立,通过电视购物广告的轰炸和四六线城市的渠道,带领公司低调地“活”了下来,2010销量仅次于诺基亚和三星,成为国产第一,可比OPPO和vivo风光。

活得最长的手机企业,是令刘立荣很自豪的一件事,他自己曾多次提及。

▲2017年中国市场手机销量排名。图片来自网络。

但2011年横空出世的小米以及在市场上猛烈进击的OPPO和vivo,在随后几年给金立带来不小的冲击。小米开创了在互联网上卖手机,并提出要颠覆渠道层层加价的模式,这让金立这些靠渠道起家的企业感到恐慌。而OPPO和vivo与金立相似,重视渠道,并在品牌、产品和营销上步步紧逼。

2013年,就在金立与OPPO、vivo竞争最胶着的时候,空降金立三年的清华高材生卢伟冰被任命为金立集团总裁。“刘立荣想像段永平那样做甩手老板”,舒庆阳分析。

退居幕后的刘立荣并没闲着,而是开启了自己的资本运作之路,投资房地产和金融。制造业不好做,他可能想为金立拓宽道路,活得更好。

2014年,金立以7.1亿元竞拍下位于深圳前海一块土地的使用权,并于次年开始建造金立大厦。同年,金立还投资9000万元获得微众银行3%的股份,2017年以12.18亿元购入南粤银行的股份。

▲前海金立大厦与顺丰总部相邻。

但就在刘立荣转向资本运作的两三年中,金立手机业务被OV和小米大幅反超。根据市场调研公司IHS Technology的统计,2016年OPPO销量达到9500万部,vivo为8200万部,小米为5800万部,金立是4000万部,已经不到OV的一半。

2015年底,刘立荣决定再次出山,掌管金立大局。不轻易服输的刘立荣私下对相熟的记者说:“这两年我离开的日子也做得不错,比如前海金立大厦,成本不到15个亿,现在价值超过50个亿。”不过他话锋一转说,“做那些事我没有自豪感,我还是希望把金立这个品牌做好。”

与之前做实业志在必得、比较纯粹的刘立荣相比,踏上资本运作道路之后的他,整个人显得要焦虑沉默一些。

张立仁也发现刘立荣的变化——人飘了。“很多企业家都死在这,周围都是捧你的,没人说坏话。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,所以什么事情都敢做,也没有底线了。没有人能把他拉回来。”

张立仁分析,金立之死很大一个原因是不务正业。“什么叫正业?就你是做哪一行的,一定要做精。刘立荣这几年就是到处投资,因为投资的钱比制造业好赚。但制造业的老板不亲力亲为,你这个企业一定会死。华为任正非、格力董明珠、娃娃哈宗庆后不想退么?他们也想退,但中国都没有完全意义上的退,因为老板是布局者、掌控全局的人。”

到了2017年,一边是要源源不断输血的投资,一边是自身手机主业造血能力的下滑,金立的债务像滚雪球般在加大。再加上金融环境收紧、赌债,很多问题已经捱到了最后时刻。

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刘立荣“金立一直在亏损经营”的这套说辞买账。“再蠢的CEO都不可能做这么多债务出来,难道刘立荣一个老江湖就这么蠢?”谌权盯着我,期待给他一个回应。

他的愤怒溢于言表,而这种情绪在大部分供应商身上都存在,他们始终不相信,成熟老练的刘立荣真的会因为赌博而导致公司走到现在的绝境,也不相信是经营不善导致金立猝死,他们更相信刘立荣在转移资产,怀疑他借赌博的名义洗钱。

舒庆阳一直疑惑的是,刘立荣说自己赌博输了十几亿,但这些钱是如何出去的?大额资金的流动,银行和外汇管理局的监管在哪里?没有人能够回答他。

对于这家没有上市的公司,账目仍是谜团。一位供应商听说,做包装的供应商专门给金立做过一批没有印字的空白纸箱,金立的账目被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。而2017年12月,金立在资金链断裂的节骨眼上,还更换了财务系统。

金立旗下原本有一家叫金立创投的公司,也已于2018年1月更名为新基地创投,董事长从刘立荣更改为吴昊天,吴是金立的副总裁。“这个公司明明是金立的,当时有一二十个亿的资产,现在独立开,是不是把资产剥离出去了?”舒庆阳说,广州、中山和湖南等地的渠道商还欠了金立数千万,这些钱是否已纳入金立的资产里,同样无人知晓。

但张立仁不太认同刘立荣转移资产或洗钱的说法。因为刘立荣和他妻子名下的资产都被冻结,承担连带责任,转移资产如果被坐实,况且这些钱还不是他本人的,他将面临法律制裁。而在他看来,富人最在乎的是两样东西:名誉和自由。“如果刘立荣真的为了钱,他早就可以退休或者把公司股份卖了,没有必要靠转移公司资产的冒险做法。”

商业黑洞

金立危机在引发着社会信任危机,也暴露出制造业的艰难。

“你说我的东西做得不好,不让我干我也认了,但我干好了,你不给我付钱,这个才是真正的制造业瓶颈!”谌权所在的企业决定收缩手机业务,把重心转向其他高端产品。他也开始做更严格的风险把控,包括尽可能减少与国内企业合作,尽量做海外业务。

这是谌权第一次与金立合作,他所在的企业给金立提供一种小部件,从头到尾几百万元,没收到过金立一分钱。

他是一家外企事业部的总经理,金立是他对接的业务,债务危机将直接影响他个人的信誉和晋升。而作为职业经理人,他从基层业务员做到事业部总经理的位置已经花了13年时间。

“中国的商业承兑是可以跳票的。”谌权拿来金立的商业承兑汇票去银行,发现金立的账户已经没有钱,汇票成了空头支票。2016年,工商总局还给金立颁发了“国家守合同重信用企业”的荣誉。

按照金立“3+6”的付款规则,前三个月是正常的账期,后6个月是商业汇票承兑日期。张立仁在今年拿到过金立数百万元的承兑汇票,他把汇票转付给他的供应商,但金立的银行账户已经无法兑现,最终他不得不又垫付了空缺的资金。

彭锦涛已经没有心思经营他的工厂了。他是典型的广东商人:低调,务实,不喜欢接触媒体。他的工厂在深莞交界的一个工业园里,一楼是模具车间,二楼是行政办公室,三楼和四楼也是生产车间。当天直到上午10点半,彭锦涛才出现在厂区,也是因为现在公司不忙,他才愿意出来和媒体聊聊天。

彭锦涛也算倒霉,第一次接金立的单子,近千万的货款一分钱没收到。他给金立提供手机辅料,货交了,账期到了,钱却没有如约而至。

他在2014年就察觉到手机行业不好做,慢慢转型做智能穿戴和健康产品,金立的生意是他朋友在2016年介绍过来的,由于自己的转型一直不成功,又加上朋友推荐,便接了金立的单。

彭锦涛很委屈,2016年美国制裁中兴让他的企业产生了近300万的坏账,2017年又碰上了金立套进去近千万。彭锦涛打算把工厂卖了,无奈现在也没人接盘。他以前每年能做七八千万的营业额,今年两千万都不到,还把之前几年赚的全部还了回去。

▲金立工业园。

“做不好生意是我们自己的事情,碰到这么多无赖还能怎样?”这是令他们感到失落的地方,金立的债务危机,直接击垮了他的信心,“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,利润越来越薄,还动不动跑路。”

卓颖的怒火在于,金立明知道付不了钱为什么还要拼命下单?而且礼品不是手机生产的必需品,但金立在爆出资金危机前夜,订单不降反增,自拍杆的订单量从原来每月一两千个变成了一两万个。直到2017年9月,金立还给卓颖下了50万个抱枕的订单,这也给她增加了600多万的债务。她后来怀疑金立把礼品加价转卖给经销商,通过这种方式回款,缓解资金压力。

学费之高昂令人难以承受。舒庆阳雇佣了几十名工人,一年做1000多万,净利润七八个点,除了房租和税收,勉强能养活员工,可能年底还有点钱给几个负责人发些奖金,而遇到这样的灾年,“基本上十年白做了”。更让他郁闷的是,金立债务遥遥无期的时候,因为起诉金立,他花了10多万的律师费和将近50万的诉讼费,但赢了官司却被法院告知,没有可执行的资产。

“如果能够解决我的供应商问题,我把厂子给他,我现在也50多岁了,无所谓了,我有地方住,勉勉强强比以前我们在老家好过一些,也没事。”舒庆阳说,这些中小制造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很差,服务不了几个大客户,还需要垫付大量资金,而一有风吹草动,面临的就是生死危机。

在金立事件中,这些受害的供应商起初都是因为信任,采用了赊销的经营方式。但经济学家、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从这个事件,看到当前企业风险意识的薄弱,“市场在变,竞争环境在变,个人是不可靠的”。而在他看来,赊销是一种高风险的经营方式,企业要责任自负,除非能举证企业存在欺诈或者资产转移等违法行为。

而在这场环环相扣的危机中,这些供应商已经不自觉地有了风险意识。

“现在谁不付50%定金,有多远你滚多远。”彭锦涛满肚子的怒气地说。“如果有多的几百万我就不做了,过点小日子算了。”卓颖不愿再过这种刀口舔血的生活。

但眼下,要如何度过即将到来的年关,成了他们最大的难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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